周恩来父亲名周贻能，字懋臣，在周恩来出生前两三年时更名为劭纲。周劭纲先生一生都是颠簸流离，走南闯北，四处谋生。虽然生活清苦，话语不多，但他这个人十分有主见，对儿子周恩来投身革命“从不阻拦，在内心里他是支持的”。他1931年到上海，曾冒着极大的危险帮助周恩来做过通讯联络工作。后来因斗争形势严峻，父子又分别了。

1938年1月，思念着父亲的周恩来写信给正在天津的周劭纲，希望他能来武汉和自己一起生活。而当5月老先生到达武汉那一天，周恩来正在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。老舍先生曾对当天的情形有过具体、生动的描述：“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。他非常的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。不止是为吃饭而高兴，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，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工作……最后（他眼中含着泪）他说他要失陪了，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。（大家鼓掌）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，遭了不幸，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。生死离合，全出于暴敌的侵略。生死离合，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！告辞了！（掌声送他下楼）”从这段叙述中，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周恩来的赤子之心和至孝情怀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虽然偶有小别，但父亲基本上是一直和周恩来在一起。1940年，周劭纲和一些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家属转移到重庆红岩。以后，他就一直没有离开红岩，这里也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……

在忙碌的人群中，周劭纲有些孤寂。周恩来工作纷繁复杂，也没有过多的时间陪老人，但他嘱咐办事处正在病休的张颖等工作人员，可以抽空多陪陪老人。

1942年7月，周劭纲生病发烧，后来病情转重。老人非常想见见周恩来，而此时的周恩来也因为小肠疝气复发，正住院治疗。考虑到他的病情，妻子邓颖超和身边工作人员并没有过多提起老爷子的病情。他还想着父亲的生日，在7月6日致邓颖超的信中写道：“本星期六出院的计划是打破了，因为开刀起十九天，应该是7号或11号，再过两三天出院，也须是下星期三了。所以我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，如果他愿意二十八号本天请人吃饭，那就不必等我回来，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……”当然，周恩来十分牵挂父亲的病情。9日邓颖超致信周恩来，其中谈到父亲病情，虽然信末她说：“这几日我均在山上招呼，你可勿念。”可是，做为孝顺的儿子，周恩来又怎么能放心得下呢？他接信后茶饭不思，很是惦念，并于10日复信邓颖超：“我对他的病，不很放心，望你转禀他好望精养。我这里默祷他的康宁。”之后又细致地指出：“爹爹的病状，除疟疾外，还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，体力虽好，但他过分喜欢饮酒，难免没有内亏。所以主治他的办法，必须先清内火，消积食，安睡眠。东西愈少吃愈好，吃的东西亦须注意消化与营养，如牛乳、豆浆、米汤、饼干之类，挂面万不可吃。假使热再不退，大便又不通，则宜进行清胃灌肠，勿专当疟疾医。”

为什么引了这么一长篇的信函呢？因为字里行间表现一个儿子对父亲病情的关切，情感的真挚感人、关怀的细致入微，读来让人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下来。可是，周恩来没有想到，就在他写信这天晚上，父亲怀着对儿子的思念永远地离开了。大家知道周恩来对父亲的孝顺，鉴于他的健康状况，怕他受刺激，所以邓颖超和办事处的同志们商定先不告诉他。“纸里包不住火”，周恩来还是在13日这天知道了。在得知父亲已经过世，周恩来悲痛欲绝，恸哭不已。当晚他即为父亲守灵直到拂晓。

几天后，周恩来致电延安的毛泽东：“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，悲痛之极，抱恨终天，当于次日安葬。”毛泽东很快复电：“尊翁逝世，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，尚望节哀，重病新愈，望多休息，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。”

在周劭纲老先生病逝后，蒋介石等国府要员和各界人士或致函慰问，或亲往致以悼意。《周恩来书信选集》中就收录有一封以周恩来、邓颖超夫妻的名义致张申府先生的信：“申府先生道右：哀启者，先严弃养，承蒙友好姻亲多方吊唁，或劳玉趾，或辱瑶函，或赐挽章，或颁刍束，悼死慰生，无任铭刻。惟来以卧病之后，复当大事，心痛体弱，致未能一一登门踵谢，用答隆谊。惶悚之余，特函告罪，请恕失礼。哀此奉复，诸维矜察，并颂道安……”

即使在晚年生病住院期间，周恩来还曾对侄儿谈起自己的父亲。更须提及的是，周恩来一直将父亲一张不大的相片放在贴身的一个皮夹子里面，照片背面有他亲笔写的四个字：爹爹遗像。